《中国企业反舞弊调查报告(2026)》
  官方解读

销售（27%）、采购（18%）案件占比经多年重点防范后显著下降，生产环节占比由4%、8%升至16%；舞弊人员所在部门中，生产或运营部门以36%居首，上市公司达43%。生产环节舞弊多围绕废料处置、边角料、模具、工时、良率、外协加工费、设备维修等事项展开，缺乏明确的"受害对手方"，难以通过举报发现，只能依靠成本差异分析识别。针对交易型舞弊建立的防控与检查方法，不能直接适用于生产型舞弊。

收受贿赂和回扣类案件占比由52%降至30%；挪用资产、盗窃资产类分别升至4%和7%，敲诈类（2%）重新出现。在资金流向全面留痕的条件下，非现金资产因"无流水、只有单据"成为当前管控最薄弱的领域。样品赠品、退换货、废料边角料、外协维修等事项，金额小、笔数多、单笔均可解释，但会持续侵蚀毛利，应纳入台账管理和持续性审计。

通过内部举报发现舞弊的企业占79%，通过内部审计发现的占75%，通过外部举报发现的占53%（企业口径）。外部举报来源中，供应商占67%、匿名者44%、客户36%、离职员工35%——供应商最了解采购环节的真实价格与竞争格局，是最具价值的外部监督力量，但多数企业尚未为其建立可用的举报通道。大数据分析作为发现渠道仅占9%，舞弊者自首占5%；81%的企业对参与舞弊的举报者设有免于处罚或减轻处罚政策，"给出路"机制初见成效。

2025年，内部多人勾结案件占44%，首次超过内部单人作案（28%）；内外勾结占28%。团伙作案可击穿"不相容岗位分离、双人复核"等以单人舞弊为假想的控制设计，且串供后访谈突破难度大。防范团伙作案应依靠数据关联分析：同一手机号、同一收款账户、同一注册地址、关联工商信息等，单项信息不构成证据，交叉比对即可形成线索网络。

舞弊者中30岁及以下占45%、31～40岁占41%，合计86%；30岁及以下占比2019年为44%、2022年降至37%、2025年反弹至45%，"29岁现象"依然突出。工作年限1～5年者占52%；入职不满一年者由11%回升至23%。女性舞弊者占比由13%升至29%，已高于国际水平（25%）。防范依据应是岗位权力与流程暴露程度，而非年龄、性别等人口特征；基于"年龄＋性别＋岗位"的粗筛模型应予停用，转向基于行为异常的监测。

《报告》显示，舞弊损失通常集中在"关键少数"岗位：所有者、中层和高级管理者占涉案人数不足23%，造成的损失却达41%；普通职员占涉案人数48%，损失占比仅28%。查处难度与损失规模呈反向分布，若监察资源按"案件数量"配置，将系统性偏离损失重心。高管离任审计、重大案件专项资源保障应形成制度安排。

舞弊者平均获利276万元，企业平均损失459万元，获利仅为损失的60%，约40%的损失以低价处置资产、虚高采购价格、利润流失等形式向外流失，本身不在可追回范围内。损失挽回方面，45%的企业挽回50%以上，11%完全挽回，6%未挽回任何损失，挽回能力总体强于国际水平（ACFE报告未挽回比例为57%）。设置追回奖金的企业平均挽回49%，未设置的为46%，激励边际效果有限。预算应更多投向"缩短发现时长"，其杠杆效果大于事后追偿。

30%的企业未将舞弊者移交司法机关。原因评分（满分100分）显示：缺乏足够证据（56分）与舞弊者已赔偿损失（56分）并列首位，影响企业声誉居次（44分）。前者反映取证能力不足——调查若从谈话切入、证据固定滞后，易导致移送时证据不满足标准；后者反映"以赔代罚"倾向，个案理性但将风险外部化至整个市场。

回归分析表明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程度对抑制舞弊无显著作用，有效执行才能显著降低舞弊发生。信息系统内控执行程度较高的企业舞弊概率为61%，较低的为69%。25个业务环节"建立健全"平均77.92分、"执行"76.72分，建设与执行存在落差。审计监察部门应将"关键控制点执行率"纳入检查与报告范围。

实证结果显示：将内控缺陷与责任人业绩评价挂钩的企业，舞弊概率为59%（未挂钩67%）；将监察部门考核与查出案件数挂钩的企业为61%（未挂钩79%）；内审业绩考核与反舞弊挂钩可显著提升损失挽回程度。但落地比例偏低：仅42%的企业将监察考核与案件数挂钩，仅35%将内审绩效与反舞弊挂钩（较2022年下降）。内审队伍同时收缩，人员总数6人以下的企业占66%，10～49人规模的仅21%；91%的内审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业经验，53%具备7年以上反舞弊经验，队伍经验尚可、规模与激励不足。